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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广东和议与三元里抗争（第1页）

第二节　广东和议与三元里抗争

与英国甫一接触，清王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无能便暴露无遗。英国舰队从广东至大沽，在中国东部的万里海疆肆行无忌，攻城略地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更显示出中国沿海武备之废弛。妥协派官僚一意对英国侵略者屈服退让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换取暂时的苟安。道光帝也一反过去热情支持并亲自指导禁绝鸦片的态度与做法，把“启衅”之责推到林则徐、邓廷桢等人的头上，每逢战事失利，他便加重对林、邓二人的惩罚。这种恼羞成怒的做法，也正反映出其内心的怯懦和懊丧。而他所倚重的钦差大臣琦善、伊里布、奕山之流，更是惧敌如虎，甚至置国家安全、民族利益于不顾，视朝廷严谕如具文，在对英交涉中妥协误国。而英国侵略者却秉其既定的侵略方针，不达到其割地赔款、开港签约的目的则绝不罢战。于是，香港被强占，珠江防线土崩瓦解，广州城岌岌可危。与清朝权贵的怯懦昏庸、妥协投降和官军武备废弛、一击即溃形成天壤之别的是，中国普通民众在保卫家园时，因愤生勇，别有一种英雄气概。广州北郊三元里数万民众的抗英斗争，击灭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而不可战胜的神话，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竖起了一面不畏强暴、反抗侵略的光辉旗帜。

一　回到广东去

懿律等得清政府承诺，离开大沽口南驶，经定海复与钦差大臣伊里布签订浙江休战协议后，即率英舰队南下赴粤，等待琦善的到来，意在通过与钦差大臣的谈判，实现其既定的侵略目标。琦善则在1840年9月17日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，“驰驿前赴广东查办事件”，也即查办严禁鸦片走私的林则徐、邓廷桢等人，并负责与英军在广州谈判。10月3日，他启程赴粤。11月29日，琦善抵达广州，接署两广总督。从12月7日开始，琦善与英方进行交涉。

此时，懿律因病回国，英军由海军司令伯麦指挥，义律负责与琦善全权谈判。交涉伊始，义律即据“巴麦尊最后通牒”及英政府所预拟的《对华条约草案》10条中所提各款，向琦善提出14条要求：

一、英国人上年受了委曲（屈），嗣后再不得如此错乱行为。

二、要赔还鸦片价银两，及此次夷人来舟山各处兵费。

三、各洋商所欠旧债，要由官宪担任清还。

四、外洋走私贩烟，不得连累英国贸易之船。

五、英国人递禀必要封呈上大皇帝，不得呈与官宪。

六、要大码头一处，永远居住，如澳门样式。

七、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天津等处地方贸易码头六处。

八、要在北京城建造夷馆，派一夷官驻扎，其余各处码头各安置夷官一人。

九、要贸易码头，夷人如有犯事，由夷官自行治罪，官宪不得干预。

十、新定贸易码头，任凭英人建造天主庙。

十一、英国人各港口贸易，不论何省地方并得带家眷同住。

十二、贸易不要[洋]商经手，如洋商不能裁撤，不能加减。

十三、出口税银要定一条规，不得加减。

十四、要裁各贸易船只使费。

义律同时宣称，以上各条如有一条不从，即要诉诸武力，攻打虎门、香山等处。琦善接到义律提出的14条要求后，即于12月11日照会义律，答应赔偿烟价500万元，以10年为期陆续分期摊还。同时，他还同意此后中英之间文书往来可不再使用“禀”、“谕”字样。但对于英方提出的割占“码头”等要求予以拒绝，要求英军迅速由定海撤离。他还上书清廷，认为“烟价一节，求索本非无因，断难空言解释”，请求清廷同意向英国赔偿烟价。

义律对琦善的答复十分不满。12月12日，他照会琦善，要求将赔偿之烟价增至700万元，“本年先缴二百万元，余则分年五次陆续赔完”。在领土要求问题上，义律则称：“英国原亦不求取地方，倘能应允另行开港贸易，本公使大臣当可不再求地。惟请以从前曾经贸易数港，即粤省之广州省口、闽省之厦门、浙省之定海三处，开准商船任意赴往买卖，似此办理，本公使就可允照办行。此所云准予英船在数港任意往来买卖等情，并非求准英国商船止可如是，即各国商船俱可一体准为贸易。惟从此以后，倘再允外国之人，在此外别港开市贸易，亦当允准英民商船同然赴往。”关于归还定海，义律则坚持：“可从结立盟约，奉到皇帝依约之后，一月以内即将定海交还。”琦善收到义律照会后，知道英方欲壑难填。但他既不敢坚决拒绝英方的各项要求，与义律闹翻，又不敢擅自全盘接受。无奈之下，他乃决意与英方讨价还价，拖延时日。12月15日，琦善照会义律，同意将烟价增为600万元，除立即支付100万元外，其余在7年内陆续分期摊付；同时答应奏报朝廷，除广州之外，“另给一个地方作为码头，准许船只前往并运载货物；关于销售这些货物，必须在船上与商人进行交易，他们仍必须遵守成规，不得上岸居住，而且不得随意与居民私自交往”，但要以归还定海为条件，释放英俘也要与归还定海同时进行。

12月17日，义律照会琦善，同意将烟价定为600万元，“立即付给100万元，其余500万元按每年摊还100万元之数陆续付清”；同时要求在广州之外，在福建、江苏、浙江等省沿海开放两个口岸，一旦经皇帝批准，英军即从定海撤出。琦善认为烟价问题已经解决，对于义律提出的开放口岸问题，他上奏道光帝，请求于广州之外，再就福建之厦门、福州两处准令通商，企图以开设口岸为代价，消除英国图占中国领土的欲望。

但是，割中国沿海一合适地方或岛屿以长期占据，是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。义律虽于12月12日照会中表示可以不再求地，但在12月29日，他复照会琦善，反而对琦善已准备做出让步的开放口岸一项，表示可考虑由两处减为一处。但同时他自食其言，**裸地要求中国给予英国外洋寄居一所，英人可竖旗自治，与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。他宣称其所提条件为最后要求，不再做丝毫让步。至此，英国以中国领土要求问题，继烟价、口岸之后，成为中英交涉中的焦点。

琦善自赴粤与英人交涉以来，一直取对敌妥协方针，在烟价、开设口岸等问题上处处让步，企图以此解决中英争端。但对于义律提出的领土要求，他已无法再行退让。1841年1月2日（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），琦善照会义律，对其所提领土要求予以驳斥，指出：“天朝准令外国之人前来贸易，已属大皇帝格外恩施，断无再给地方之理，亦经本大臣爵阁部堂备文照会，并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，声明不再求地，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语？”义律见琦善不肯就范，乃决定诉诸武力。1月5日，义律与伯麦分别向琦善发出最后通牒，声言自本日起，即与中国动兵相战。

二　英军占领香港与定海撤军

当英国远征舰队大举来犯，侵逼国门之际，包括道光帝在内的清王朝统治当局，对形势一直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。英军自大沽口南撤后，反而使道光帝等人错误地认为英人志在通商贸易，中英之间的争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。因此，清廷在英舰南下后，连番谕令沿海各省督抚、将军撤退防军，解散募勇。琦善到广东后，一反林则徐整顿海防、积极备战的做法，遣散丁勇，拔除珠江口水底暗桩，拒听敌情报告，不准添造船炮，致令军心涣散、海防瓦解。而英国方面，却一直在积极准备军事进攻，增派了大批军舰与陆军来华。至1840年底，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37团被派遣来华，“加略普”号、“萨马兰”号、“朱匹忒”号、“前锋”号军舰，“复仇神”号武装轮船，“硫磺”号、“司塔林”号测量船等，先后由南美和东印度群岛等地驶至广东海面，与此前来华的英国舰船组成了英军广州舰队。义律在与琦善交涉期间，即令英舰停泊于虎门口外穿鼻洋面，英舰经常驶往珠江口测量，其陆军在穿鼻洋小岛上加紧训练。

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，英军集中陆军、水兵、炮兵部队总共1400多人，组成登陆队，由陆军少校伯拉特指挥，乘坐小船登陆进攻。英舰则分左右两路：右路“加略普”号、“海阿新”号、“拉呢”号军舰和“皇后”号、“进取”号、“马达加斯加”号、“复仇神”号4艘武装轮船，由荷伯特船长指挥，向沙角炮台进攻；左路“萨马兰”号、“都鲁壹”号、“摩底士底”号、“哥伦拜恩”号舰，在斯哥德船长的指挥下，进攻大角炮台。英军陆战队登岸后，绕到沙角山后，两个小时后攀上沙角山顶，占领制高点，架起野战炮，居高临下，向沙角炮台发动攻击。当时驻守沙角炮台的清军仅有600名，清军守将陈连升（1775-1841）临危不惧，身先士卒，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，击退英军多次进攻。但终因武器低劣，敌众我寡，陈连升胸部中弹，壮烈殉国。陈连升之子陈举鹏见炮台失守，父亲捐躯，率士卒奋起反击，杀敌多人，最终也力战牺牲。陈氏父子舍生卫国、英勇献身的壮举，受到时人的崇高赞誉。由于沙角炮台又称穿鼻炮台，故此役又称为第二次穿鼻之战。

攻打大角炮台的4艘英舰一起向大角炮台开炮，击中炮台内火药库，防御工事被摧毁。数百名英军登岸后，从大角山的后山向前山进攻，与英舰前后夹击炮台。守台千总黎志安在拒敌中受伤，眼见英军来势凶猛，乃令将大炮推入水中，弃台突围，大角炮台落入敌手。与此同时，英军又派轮船“复仇神”号带领小船数只，袭击了沙角与虎门之间的三门口，击毁清军水师战船数只，掳去拖船两只。

沙角、大角一战，两炮台于半日之内相率失陷，清军将士阵亡291人，负伤456人，10人下落不明。这是琦善奉行对英妥协的恶果。正当危急时刻，关天培曾派员回省城向琦善“哭求增兵”，全省文武亦皆请求派兵增援，而琦善则以有妨“抚议”之名加以拒绝。道光帝闻琦善奏，既惊且怒，他在朱批琦善折中写道：“如有准备，再有救援，何至我之兵将率遭锋镝？琦善之罪大矣！”“慰忠魂，无他法，全在汝身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