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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母font colorred番外font（第1页）

我叫朱秀兰，阿九是我生的。

他出生那天是九月二十三号，我刚从地里回来，准备做饭。时间太久，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很疼，但很快就生下来了。他太小了，皱巴巴的一团，闭着眼睛，头顶上沾着一层极细极细的绒毛，被窗纸透进来的晨光照成淡金色。

婆婆把他擦干净裹进襁褓里放在我旁边，他小嘴动了动，像在找什么。我把他抱过来，他含住了，吸第一口的时候我疼得倒吸了一口气。他吸得很慢，吸两口停一停，像在攒力气。我低头看着他。睫毛很长，一根一根的，湿漉漉地贴着下眼睑。

他爸从地里赶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生完了，站在门口搓着手，探头看了一眼，说这么小。他确实小，胳膊还没有我拇指粗，手张开的时候五根手指像五根火柴棍。他第一次攥住我食指的时候，把我的手攥得很紧。

他三个月会翻身，六个月会坐，八个多月的时候能扶着炕沿站一会儿。站不稳，两条小腿直打颤，站几秒就一屁股坐下去，坐下去也不哭，仰起头看着我笑。他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妈。九个月的时候，坐在炕上，两只手朝我伸着，嘴张开，含混不清地发出那个音。我在灶台边回过头，他手还伸着，口水从嘴角淌下来。我把他抱起来，他小手攥住我的头发。

他两岁多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。我抱了他一天，天黑了烧还没退。到卫生院的时候孩子已经烧得抽了。他在我怀里，小手还攥着我的食指，攥得比平时松。抽的时候那只手忽然收紧了，指甲陷进我虎口里，然后松开，又收紧。医生把他从我怀里接过去的时候，他的手指从我食指上滑下去了。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被他攥住手指。

医生说以后就这样了，得有人照顾一辈子。我抱着他坐在卫生院门口，他缩在我怀里，腿蜷着，右胳膊搭在我胸口，手指微微蜷着。他没有哭，大概是烧迷糊了，眼睛半闭着，睫毛上还挂着打针时蹭出来的泪珠子。

头一年我和他爸还抱着到处看，县医院、市医院都去了，钱也花光了，孩子还是站不起来。第二年他爸就不怎么抱了。第三年他去了城里打工。第四年就不回来了。

我一个人撑着。每天天不亮起来做活，把他抱出来穿衣服，放在板车上。右袖管要慢慢地套，他胳膊太细了，袖口稍微紧一点就卡在肘关节，疼得他直缩肩膀，他从来不叫。穿完衣服喂他吃饭，他把勺子里的粥含进嘴里，喉结上上下下地动着。有时候呛了，米粒从鼻子里喷出来，他脸涨得通红，眼睛憋出一层水光。我拍着他的背，他把那口粥咽下去了，张开嘴等着下一勺。

他从来不哭。五岁的孩子，已经学会不哭了。可我撑不住了。不是撑他，是撑我自己。每天早上醒过来，看着屋顶那根被雨水洇出褐色印子的横梁，想今天还要过。过完了今天，还要过明天，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到我老，我死。

我走那天早上，阿九还在睡，蜷在板车上，右胳膊搭在奶奶缝的那床薄被外面，手指紧紧蜷着，指甲缝里嵌着泥。我把他右手拿起来拢进掌心里，那几根手指凉凉的。我拢了一会儿，指甲缝里的泥硌着我的掌心。他睫毛动了动，没有醒。我把他手放回被子上，站起来，拎着包头走了。我不敢回头，也没有回头。

我嫁去了隔壁县。男人比我大十几岁，二婚，老婆得病走了，留下一个半大小子。他托人说，不嫌弃我生过孩子，只要还能生就行。我嫁过去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。

她生下来的时候六斤四两，哭得整条走廊都听得见。我把她抱在怀里喂奶，她小手攥着我的食指，攥得很紧，和另一个孩子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她现在上初中了。她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哥哥。

走之后头几年，我托人打听过他。不敢找本村的人，托的是嫁到板桥村的娘家表姐。她隔一两个月去赶集，路过刘建军家门口，往里看一眼，回来捎句话。“还在呢。”“蜷在板车上，在院子里晒太阳。”“瘦。”有时候她说“没看见人”，我心里就咯噔一下，想着是不是已经没了。

有时候她说“看见他了，在捡瓶子呢”，我心里也咯噔一下，想他还活着，还受着罪。我不知道自己想听到哪种消息。死了，就没有这个人了。活着，就还要受罪，怎么想都是疼的。后来表姐搬走了，没有人替我看了。

后来，我听说阿九被从一个京城来的医生带走了，刘建军要了四万块钱。村里有人说那医生对阿九好得很，又是给治病又是给养身体的，还买来一个轮椅，电动的，不用手转自己就能走。我心想，这样也好。

再后来，我学会了上网，我看见了阿九画的画。枇杷树，野菊花，油菜花田，木盆里露出水面的膝盖，覆在膝盖上的手。那是一只骨节分明的手，指甲剪得短短的。那只手出现了很多遍。

他又有一个妈妈了。会弹钢琴，会炖萝卜排骨汤，会在他的画室窗台上插腊梅。她会蹲在轮椅旁边，把他蜷缩的右手拢进掌心里暖着。

刘建国去京城闹的那场，是路上偶遇的一个同乡告诉我的。他跟那个女人去阿九那里抢东西，阿九受了伤，被救护车拉走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听完我没有说什么。回家把门关上，坐在床沿上坐了很久。然后我去了县城刘建国租的房子。

他开的门。黑了，瘦了，脸上沟壑被日子磨得更深了。他看见我愣了一下。我说刘建国，你去京城闹什么。他脸拉下来。“你来干什么。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，你自己不也跑了吗，你管我怎么闹。我是他老子，我生他一场，他赚了钱不该养我？”

我看着他。他老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夹克拉链还是后来换过的那条，颜色不一样。他梗着脖子，等我还嘴。我没有还嘴。他说得对，我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我也把他丢下了。

我从那间出租屋出来，沿着县城主街走了很久。街边有人卖烤红薯，我买了一个，剥开皮咬了一口，甜的。咽下去的时候喉咙疼得像被砂纸磨过。我不是个好东西。他五岁那年，我早上走的时候他还在睡。他醒过来，奶奶会怎么跟他说。他大概没有哭吧，他五岁就已经学会不哭了。

腊月二十八那天，我听说他回九里村了，要在村里过年，还带着那三个人——那个医生，还有他现在的爸妈。我悄悄去了。我站在墙后面，远远地看见那辆车开进来。水泥路从村口铺到卫生所坡下。他被那个医生从车里抱出来放进轮椅里，腿伸直了，脚尖朝前，穿着一双黑色的小皮鞋。

那个围着红围巾的女人蹲下来，把他滑到膝弯的裤腿重新拉好，手搭在他肩头。那个花白头发的男人站在旁边，把保温杯递到他手边。他低下头喝了一口，喉结慢慢动着，把杯子递回去。那个医生接过轮椅推手，推着他往卫生所方向走。他的左手搭在扶手上，无名指上的戒指亮了一下。

我站在槐树后面，脚像钉在地上。他穿得干干净净的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颊上肉乎乎的。他从前蜷在板车上，右胳膊缩在胸口，手指蜷得紧紧的，指甲缝里嵌着泥。现在那几根手指微微张着，指甲盖干干净净的，妥帖的搭在轮椅扶手的软垫上。

他们上了野山，应该是去祭拜公婆的，下来的时候那孩子眼睛红红的，好像哭过了。

晚上他们在卫生所院子里放烟花。我躲在院墙底下。烟花冲上去的时候，他仰起头，嘴唇微微张着。那个医生抱着他，他左手搂着那个医生的脖子。

他笑了，嘴角往两边展开，眼睛弯成两道细细的月牙。

烟花开到最大那组的时候，那个医生把他从怀里放下来，让他站在枇杷树底下。

原来他现在能站着了，他把左手搭在那个医生的手背上，被灯笼的光照成暖暖的黄色。他在这片光里站着，从脚尖到头顶，完完整整的。

我转过身，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水泥路面被月光照得发白。我没有去见他，我没有资格见他。我把他生下来，又把他丢了。他叫妈的那个人，也不该是我。

我在手机里存下了他所有的画。枇杷叶，野菊花，油菜花田。他画里的田埂上站着的人，穿白大褂，侧着脸，嘴角弯着。那个人把他从草棚里抱出来，一勺一勺喂成了现在的样子。他把那个人画进了每一幅画里。那个人把我没撑住的那份，撑起来了。

阿九，我看见你了。你过得很好，你有了爱你的人，你有了一个家。我没有资格说为你骄傲，但愿你永远幸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