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久津把大衣、围脖和采访包放在沙发旁边,坐在了沙发上。弹性适中的布面沙发,坐上去很舒服。
“这房子真好!”阿久津由衷地赞叹道。
中村搬了一把扶手椅过来,坐在阿久津对面:“这个客厅是前不久重新装修的。不过,有个淘气的儿子,很快就脏了。”中村愉快地说道。
“您儿子打棒球?”
“是啊,您看见棒球棒了吧?现在上小学六年级,比起学习来,我看棒球更适合他。”
“真棒!我什么运动都不会,特别羡慕运动细胞发达的人。”
这时,玲子插嘴道:“中村先生是个大社长呢。”
中村摆了摆手:“什么大社长,我那个小公司,一阵大风都能刮跑。”话是这么说,但从说话的口气可以听出中村对自己的公司还是很满意的。
玲子又介绍说,中村经营的酒吧在滋贺县有两家,在京都市有三家,马上还要在大阪的梅田开一家。玲子还说她去过中村开的酒吧,店里的气氛特别好,酒杯特新颖。不管是真是假,中村听了肯定高兴。
阿久津在心里赞叹道:这才是会采访的记者哪!
玲子很聪明,夸奖别人总是恰到好处,只会让人觉得高兴,不会让人觉得讨嫌。皮肤虽然不能说白皙,但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健康。大眼睛,双眼皮,也有几分娇媚。
“让您二位久等了。”中村夫人端来三杯咖啡。雅致的杯碟,冒着热气的咖啡,飘散着叫人心旷神怡的香气。茶几上虽然有不少资料,但由于茶几很大,一点都不显得挤。所谓“富贵夫妻不吵架”,还是有道理的,阿久津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。
“我去看看翔儿。”中村夫人跟丈夫打了个招呼,走出客厅看儿子去了。
安定下来之后,阿久津问玲子是哪个记事本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“就是这个。”玲子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个磨破了角的记事本。记事本的封面上写着“昭和五十九年二月—六十年一月”几个字。
阿久津随意翻了几下,看到记事本里写的都是很难看懂的铅笔字,跟水岛的采访本似的。看起来不像是整理过的,而是当时记录下来的。不时会看到用铅笔画的关系图,暴力团方面的信息比较多。
“您父亲是暴对刑警?”
“是的。不过,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署的刑警。”
阿久津感到有些意外,因为他认为中村的父亲应该是滋贺县警察本部搜查第一课的刑警。根据警察署的大小,暴对刑警隶属刑事课或刑事第二课,工作内容是收集辖区内暴力团事务所的信息。
侦破银万事件,为什么连警察署的暴对刑警也出动了呢?
当阿久津把记事本翻到中间空白的一页的时候,玲子指着那一页说道。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白,因为左上角日期栏里写着“11。14”几个数字,页面上还有铅笔写上去之后又擦掉的痕迹。阿久津对着灯光试图看出擦掉之后凹下去的线条是什么字,结果没看出来。
“不行,看不出来……”
“要不用铅笔涂一下试试?”中村提议道。
玲子早就在等中村这句话了,向前探着身子问道:“可以吗?”
中村马上站起来,从放电话的小桌上拿来一支六棱铅笔递给阿久津。
“我手笨,还是请阿久津先生来吧。”
阿久津看了玲子一眼,道声“谢谢”,然后像指挥家拿指挥棒那样接过铅笔,把铅笔横过来,轻轻地、慢慢地在记事本的空白页上来回涂抹。随着轻微沙沙沙的叫人心情舒畅的声音,空白页慢慢变成了浅黑色。
玲子小声嘟哝了一句:“还是看不清啊……”
“这里写的好像是‘京都’和‘人去屋空’……”阿久津沉吟着指了指空白页左侧中间部位和右下角。
中村脸上流露出不理解的神情。
手持铅笔的阿久津感到自己责任重大,勉强解释道:“难道说,犯罪团伙在京都曾经有个窝点,您父亲他们扑了个空?”
坐在阿久津身旁的玲子歪着头没有发表意见,对面坐在扶手椅上的中村却小声说道: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“中村先生,这天晚上的事,您已经不记得了吧?”阿久津问道。
“不记得了。我和弟弟还小,母亲比父亲死得还要早。父母谁都没跟我们提过。”
阿久津这才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中村的刑警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,再问的话又不合适,就考虑起在这种状况下如何进行采访的问题来。玲子还不甘心,拿着被阿久津用铅笔涂黑的记事本在灯光下反反复复地看着。
“中村先生,您知道当时哪位刑警跟您父亲关系比较好吗?”
中村好像察觉到阿久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,双手抱着脑袋,默默地看着天花板。阿久津也不催他,耐心地等待着。
“这个嘛……我想起来一个。”
阿久津对自己刚才那个明知不行却勉强为之的提问没抱什么希望,没想到没白问。